这是中国社会交往中的方式,但是这种交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风气在社会上愈演愈烈,对整个社会的正当的交往起到了一种不太好的引导作用。从送礼券到回收,实现了一个转化过程,实际上是腐败的滋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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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送什么?脑白金、脑黄金等等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今年最流行的,莫过于种类繁多的礼品券。而在礼品券风靡之后,一支回收大军在网络、在街头出没。面值颇高的礼品券转眼变成实打实的人民币。这样一条产业链的出现,让人情往来变了味,成为隐蔽性更强的腐败形式。
□视点关注
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唐瑶瑶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形形色色的送礼者逐渐活跃了起来。
与往年相比,今年“两节”期间的送礼现象出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各种各样的礼品券成为礼品的主力军之一,其背后的玄机耐人寻味。
“两节”来临礼品券市场火热
随着全国各个湖区的养殖面积今年再度攀高,一场硝烟弥漫的大闸蟹大战如今愈演愈烈。
在“蟹斗”趋于白热化之际,一支“奇兵”意外出现:螃蟹券销量增多。
“实体店铺销售的生意和往年也差不了太多,但是螃蟹券卖了很多。这个东西和月饼券一样,看起来新鲜,其实也就是大闸蟹的提货券,在大闸蟹还没上市的时候,就开始对外销售,等到大闸蟹一上市,持券人即可凭此兑换螃蟹。所以,有些人称之为‘纸螃蟹’。”北京一家阳澄湖大闸蟹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对记者说。
据销售人员介绍,这家公司销售的大闸蟹礼品券价格从398元到3598元不等,如果客户有特殊要求,也可定制,金额由客户自己来定。
一名接触过水产行业的商人却告诉记者,“螃蟹券赚的是糊涂钱。蟹券上一般只有总价,没有具体的价格,如多少钱一公斤,这让购买的人很难与市场上的螃蟹价格进行比较。再者,螃蟹上市时间不一,价差也很大。此外,产地造假也是极有可能的事。通常购买这些券的都是用来送人的,不会去计较螃蟹券的面值和实际价格是否匹配,往往还总是一味地追求券上的金额大,送人也气派些”。
记者了解到,在“两节”前活跃在市场上的,除了螃蟹券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礼品卡。
北京一家专门从事礼品卡销售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推出的礼品卡包括各种新鲜水果和农产品,按照礼品卡金额的不一样,礼品的搭配组合也不一样。
“我们还销售一种自选卡,面值由客户自己要求,凭借自选卡可以选购本公司的任意产品。”工作人员说。
记者注意到,在工作人员提供的自选礼品名录上,有一种“特级大樱桃”,每箱价格上千元。此外,这家公司的礼品名单上还包括“珍品玉石”。
“月饼券金额不太大,一盒也就几百元钱,但一些礼品券、卡的金额特别巨大,这也是一个负面问题。亲人、朋友之间送礼无可厚非,但是国家公务人员应该遵守廉洁从政的规则,千万别把节日变成让企业招待自己的机会,收受一些比较贵重的礼品券。”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
礼品经济大潮下现灰色循环
为了进一步了解礼品券、卡的流通情况,记者又来到北京一家商场,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人上来询问记者是否需要卖礼品券或者购物卡。商场的服务员告诉记者,这些人是专门收购礼品券或购物卡的“黄牛”。
“什么样的礼品券都收,月饼券或者购物卡都行,你有多少?我都能收。”“黄牛”说。
记者向对方询问收购礼品券或购物卡的价格。
“如果是这家商场的购物卡,按卡面金额的九五折收,如果是其他的礼品券,就得看具体情况了,大厂家的、有名气的贵点,一般的便宜点。”“黄牛”回答。
“最近生意不错,卖的人很多。有的人手头礼品券一大堆,就拿月饼券来说,谁没事能吃那么多月饼呢?”“黄牛”说。
实际上,近年来,月饼市场“券比饼多”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认为,从需求的角度看,“礼品经济”是催生月饼券市场的根源,送礼需求超越了消费需求,使得礼品券脱离实物,具有了金融属性。从供给面上看,正是由于看到礼品券有利可图,酒店、宾馆、餐厅等本来和月饼券并无关系的厂商、企业也开始发券,“黄牛”从中获利,“空赚经济”的泡沫就做大了。
今年以来,在大闸蟹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据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在炒卖螃蟹券,利润甚至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实体店铺。”上述大闸蟹销售人员说。
而在各类礼品券、购物卡泛滥已然形成泡沫的背后,却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以购物卡为发端,各种形式的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不断出现,如礼品卡、提货券、消费卡等名目繁多。这些物品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中快捷方便的支付方式,加之其自身所具有的非实名制等特点,成为当前社会中行受贿对象的‘香饽饽’。”
“如果把巨额的金额放在礼品券、礼品卡内送给国家公职人员,也构成了行贿罪。”刘俊海说。
“这是中国社会交往中的方式,但是这种交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风气在社会上愈演愈烈,对整个社会的正当交往起到了一种不太好的引导作用。从送礼券到回收,实现了一个转化过程,实际上是腐败的滋生产品。”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说,某些接受礼品卡、礼品券的行为,实际上也是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是一种隐性的表现形式。因为其中有个转化过程,是比较隐性的,不那么赤裸裸,所以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不管是收的人还是送的人,在心理上都相对好接受一些。但是因为有礼品券、购物卡回收这样一个社会产业链的存在,就很容易实现金钱的转化。
节假日送礼是腐败一部分
针对于当前有价礼券越来越多的趋势,海淀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建议,应该加强对礼品券等各类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的管理,建立礼品券购买、使用实名制。此外,在实名基础上建立监管备案制度,使得监管机构对礼品券所属权益实行全过程动态监管,保证礼品券所属权益和使用明细的透明化,从源头上防止礼品券演变为行受贿工具。
此外,检察官还认为,党政机关应该加强廉政教育,加大对赠送和收受礼品券违纪现象的打击力度。“检察机关查办的受贿案中,涉案人大都有一种从众心理,认为春节、中秋节收受关系单位红包、礼金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而放弃了对自己的约束,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对此,党政机关要以案说法,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消除行受贿者思想上的误区”。
事实上,不只是各类有价礼券,整个礼品经济市场近年来的膨胀速度也是惊人的。
今年年初,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采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行业数据,对礼品行业进行了个体与团体分类统计测算,得出的数据是,个体的年礼品需求在5055亿元,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相加得出目前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
在7000多亿元的市场中,谁是中国最大的礼品公司?根据中国礼品产业院的研究,“眼下几乎一切皆可为礼品。倘若你喜欢送汽车,最大的礼品公司便是最大的汽车公司,倘若你喜欢送黄金,最大的礼品公司便是最大的黄金公司”。
“很多礼品显然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品,还有相当一部分礼品的价值非常之高,动辄镀金镀银,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也是价值不菲。这类礼品是否会引发腐败,关键不在于礼品市场本身的发展,而在于反腐倡廉的制度改革。市场是有需求便有供给,眼下,我们不太能经常听说有官员主动上交或汇报自己所收到的礼品,那么又怎么能阻止高档礼品的进一步流行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
记者在网上录入“礼品回收”字样进行搜索,发现相关链接不计其数。一些网络礼品回收商家注明,“长年高价收购各种名酒,老酒,洋酒,冬虫夏草,海参,燕窝等;黄金白金及各类金银首饰;价格公道合理,全北京区价最高(量大更优),现钱交易,安全快捷”等字样。
据乔新生介绍,早在1980年,国务院就在《关于在对外活动中不赠礼、不受礼的决定》中指出,在对外交往中难以谢绝必须接受的礼品一律交公,不得自行处理。国家工作人员对外活动接受的所有礼品都必须上交,如果私自出售按照贪污罪论处。而在1988年国务院也曾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对接受的礼品必须在一个月内交出并上交国库。
“我个人认为,如果反腐制度仅仅针对于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的礼品,面会比较窄,这一法律的漏洞就在于,如果该人不在履行职务期间,而是在节假日收受的礼品算不算违反规定?这也是节假日引发送礼高峰的一大原因。关于公务人员收受礼品方面的规定,这是我国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中存在的短板。”乔新生说。
“我国目前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申报,大部分都集中在工资奖金申报,没有人会要求将节假日收到的烟酒也一并申报,殊不知一些天价礼品已经为贪污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严格说来,所有的公职人员所收受的超过一定价值的礼品都应该登记在册。”乔新生建议,“对于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的问题,应该从完善财产申报立法入手,将礼品纳入‘偶然所得收入’之列进行申报。”
王敬波认为,反腐的整体工作能够进行得深入,礼品券所滋生的腐败就能杜绝。“针对这种现象,靠单独出台一项制度是很难根治的,只能跟随我国反腐倡廉整体的体制机制建设,才能彻底杜绝这种现象。就目前的腐败现象来说,礼品券以及各类礼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副产品’”。作者：杜晓 唐瑶瑶
中国公众新闻网摘编：亓淦玉 |
